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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需要水?不,水更需要鱼

时间:2017-06-14 14:12:43

  核心提示:如果我们真的理解水,理解河流,我们会发现,水比人类,更渴望有鱼自由地生长。一条见不到水的鱼是条死鱼。而一条见不到鱼的河流,离死亡也已经不远。...

    如果我们真的理解水,理解河流,我们会发现,水比人类,更渴望有鱼自由地生长。一条见不到水的鱼是条死鱼。而一条见不到鱼的河流,离死亡也已经不远。海南的南渡江,那一截截短小的“禁渔区”,真的能像“方舟”那样,给濒临灭绝的鱼类带来重新复苏的希望吗?

 

 

禁渔区,让我们有了回到古代的感觉

 

刘磊笑眯眯地坐在饭桌上,喝了一口蜂蜜酒,嘬了几个田螺。村民符金海边频频劝他喝蜂蜜酒,边和他讲起了“禁渔区”成立后的发展脉络。

天上浓云密布,屋外暴雨已至,没有人在乎时间。

这是南渡江的最上游,热带雨林中,一个叫道银村的地方。全村只有十一户人家。村里养着蜜蜂,村民用蜂蜜用泡酒,相信喝了之后甚至可以养胃。

南渡江是海南最大的淡水河。习惯唱红歌的人知道海南有条河叫“万泉河”,研究河流地理的人可能还知道海南的另外一条江叫昌化江。对鹦歌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人来说,南渡江、万泉河、昌化江似乎都和他们有些关系。因为,这个保护区即使不是这些江河的源头,也是这些江河源头的一部分。

很少有人真正考察过江河,中国很多江河并不知道源出何处——就像我们面对一条鱼,却往往不知道这条鱼叫什么名字一样。我去调阅所有与南渡江有关的资料,发现描述这条河所用的语句,多半含混不清。

但刘磊相信自己知道南渡江的源头就是流过道银村的那条河。他从2007年以来,经常在这个村里做保护项目的“社区共管”。刘磊现在是鹦歌岭自然保护区的副站长,他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一直就在保护区工作,主要职责,是与两百多名巡护员一起,与当地村庄和社区一起,共同寻找保护鹦歌岭的有效之路。

吃午饭喝蜂蜜酒之前,符金海带刘磊再一次去了“禁渔区”。禁渔区不远,就在村子边上几十步之处,走过几棵荔枝,穿过三棵芒果,掠过两棵黄皮,就可看到它了。荔枝、黄皮都正在成熟,被雨打下来的芒果掉落在地上,任性地腐烂。符金海和另外一些村民,掐了几条荔枝,拎在手上,给大家分发着吃——这是一种核很大肉很少汁很酸的荔枝,但吃起来却非常舒服。吃着吃着,大家扑通扑通地把荔枝核,往河里扔。

这是一条在南方农村常见的河流,河流不宽也不窄,不深也不浅。喜欢水的孩子们和不喜欢水的孩子们都可以从河边经过,徒步种地的人与骑摩托车赶集的人也都可以不太费事地渡过它。河水不浑也不清,前几天下午都会下场雨,头场雨的水还来不及澄清,第二场雨就又汇聚而来了。这样的水让河流看上去了有雄浑之气,也增添了它的神秘与庄严。让人家不由自主地想像,这样的河流,什么样的鱼都能哺育,什么样的污染都能够承受,永远不会干涸,永远不会死亡和残废。

一条鱼翻了一下肚皮,符金海眼尖,一下子抓住了这个亮点,让大家赶紧看。看见之后,大家发现,很多鱼都在“闪肚皮”,鱼快速在河水里流动,拐弯的时候,总会肚皮快速一闪,让你的心为之颤栗。那是“军鱼”。

一条小“军鱼”游到了岸边,吸引大家过去细细察看。“军鱼”浑身修长,胸前的两片鳍,是红色的,很像中国革命军人军装上那两片红色的领章。

中国出现革命军人不过是一百来年的事,而这条河至少已经存在了成千上万年,这条鱼也存在了数以万年。以前这条鱼没有名字,或者只有黎族名字,现在,像自然界所有的物种一样,慢慢地都有了“学术名称”,以和俗称对接。军鱼的学术名称,叫“光倒刺鲃”。

刘磊突然回头问符金海,现在你能用黎族语,叫出多少种鱼的名字?

符金海想了一想,说,十多种吧。

刘磊说,我们对一下,看你能说出几种来。那种会顺着石头往上爬,能够勇敢地“跳上激流”的鱼什么?

符金海说,好像叫攀岩鳅?

刘磊又问,那军鱼的学名叫什么呢?

符金海说,叫什么“鲃”吧,这我不太记得了。

符金海当过村民小组的组长,人到中年,面相忠厚,时常妙语连珠。对上几句之后,他笑了笑说,你可不能跟我比,我是农民,你是做保护的科学家,你一定要懂得比我多。

刘磊说,我也不是科学家,我和大家一起,都是做保护的人。我们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何况,我不会讲黎语,有些鱼,你们黎语形容它们更准确。

“禁渔区”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保护区,只有两三百米。如果这个保护区也有级别,那么它最多属于“小村子级”。两头的树上,挂着好几块用木板写的“禁渔区”三个大字。这些字与其说是提示那些进来捕鱼的人,不如说用来提醒村民自己,有了这么一块村庄共同的保护地,大家平素的生活,有了一些超常规的目标。

顺着这个“禁渔区”,你可以找到一个村民保护委员会;找到这个保护委员会,能找到那些贴在土墙上的“乡村保护宪章”。这样由村民自主制订的致力于保护的村规民约,列在前几位的保护对象,并不是水里的鱼,而是山上的红藤和白藤,以及南药和蜂蜜。符金海说,道银村的人,过去要换点钱,主要是靠红藤和白藤,两种藤都是上好的编织材料,镇上的收购站每天敞开门收购,大家翻山越岭把藤采下来,再翻山越岭地挑下去,去上一趟,至少要两天,回来的肩膀上,当然也就多了一些酱醋油盐。后来种上橡胶之后,橡胶成了最换钱的产品,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几亩、几十亩橡胶。大家不知道除了橡胶,还有什么更好的活路。

“乡规民约”的第五条,说到鱼:

 

禁止外来和本村人在我村界的溪、河水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和放钓除外。各村小组不得越界捕鱼。本村各小组均设立有供鱼类繁殖的“禁渔区”,在禁渔区内禁止任何捕鱼行为。违者按各小组规定处罚,严重者上报上级有关部门处理。

 

按照中国的行政逻辑关系,道银村属于一个村民小组,在它的上面,才是正式的村级机构,这个行政村,叫高峰村。

由于处在保护区范围内,高峰村的一切都与保护区息息相关,搞得好,就是“社区共管”,搞得不好,就可能反目成仇。刘磊曾长期担任鹦歌岭自然保护区保护科科长,他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探索如何尽快地“化当地村民力量为保护力量”。

在全国很多地方,自然保护区的人,往往把村民力量,当成伤害的力量;村民也把保护区,当然阻碍发展生计的障碍。保护区与当地村民,时常是敌视、对峙的关系。双方身体内积冻下了太多的寒冰,需要极大的温暖力才可能化解消融。

200612月份,鹦歌岭保护区成立后,保护区辐射范围内的很多青壮村民,成了保护区“协管员”。他们的工资不低,一个月有1600元左右,而且还上着好几种保险。每人骑的巡山摩托车,用的手机,也是保护区派发的。每个月,还有100元的油钱和通讯补贴。有了这层“共同工作”的关系,保护区与当地的村民,关系上多了一层深厚与私密。

可能也是有了这层关系打底,来自香港嘉道理农场的生态专家陈辈乐,给保护区出主意:几方合作,共同尝试建立村民保护组织,最形象化的行动,就是共同建立禁渔区。

很多村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保护区也开始琢磨着如何帮助村民发展“生态经济”。

保护,本来就是村民所想。自己能够保护自己的地盘,那是多么荣幸,多么让人激动的事。20087月,高峰村的5个自然村,分别都建立了禁渔区,并将保护当地鱼类的规定写进了“村规民约”,顺便将当地鱼类被无节制给扔进了历史。

符金海说,我们是农民,打鱼并不多,我们是偶尔吃田螺,是偶尔吃鱼,是偶尔吃青蛙,是偶尔吃螃蟹。你如果了解黎族的“历史文化”,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说我们过去有用弓箭射鱼的技术,有制作“鱼茶”的传统。但实际上,我们这些住在山里的人,打鱼、打猎、采药、采蜂蜜都只是顺便的事。我们村里的河流,如果只是我们偶尔去抓些鱼吃,并不会出什么问题。出问题的是那些来电鱼、毒鱼的人,他们用一点点毒药,就可以把整条河流都毒倒,什么鱼都给他们毒出来了,连那些躲藏得极深的鱼也翻了肚皮。毒鱼的人往往都是夜里悄悄地涉水而来,你根本防不住;而且这个刚刚走,那个又来了。他们都不是我们本地的人。

刘磊说,也不是防不住,而是过去大家觉得,没有权力去防。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你的村庄说话?你有什么资格代表自然说话?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河流说话?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河里的鱼说话?

设立禁渔区,就是想让大家心齐一些,胆气壮一些,遇上了来毒鱼电鱼的人,敢站出来说,我们这个地方有自己的规定,不允许外边的人电鱼毒鱼,请你到别处去吧。

符金海说:“村中老人说过,上世纪70年代,河中还经常可以捕到十几斤的大军鱼,而到90年代,一斤以上的军鱼都难见到了。你看你看,我们这个禁渔区才设立几年啊,现在的鱼越来越大了。有些大的军鱼,都快五六斤了,快到了古时候那么大条了。其实要回到古代,也是很容易的事。只要我们一起来做点保护。”

 

也许只在上游才可能做点保护,可上游的鱼与下游的鱼并不全一样

 

翻开南渡江上游的地图,你会发现有两个字出现频率很高,一个是“南”字,另一个是“什”字(读“杂”音),“南帮”、“南妹”、“南兰”、“南开”、“什壮”、“什才”、“什驳”、“什付”等等。在黎语里,“南”为“水”意,“什”为“鱼”意。

可见在南渡江上游,江水,与水中的鱼,对当地黎族人有着何等的亲密关系。

海南马口鱼(Opsariichthys hainanensis)穿梭在清澈的河水中,幼鱼有着金黄色的尾巴和鲜红色的嘴巴,成年雄性更加打眼,它们不仅拖着延长的黄色臀鳍,身上还有几道亮丽的绿斑。偶尔水中闪出白色鳞光,本地都称作“石鲮鱼”的是细尾白甲鱼(Onychostoma lepturum),它们利用特化成铲状的嘴巴,快速扭转身体,刮食紧贴石头上的水藻。体色亮丽的海南特有亚种虹彩光唇鱼(Acrossocheilus iridescens iridescens)虽然在全岛范围来说逐渐变得稀少,在这里却十分常见,它们像斑马一样身上长有数条明显黑纹,成群游弋在中层水域,偶尔也像细尾白甲鱼一样翻身啃食石头上的水藻。如果运气好,几条拖着橘黄色腹鳍的小光倒刺鲃(Spinibarbus hollandi)也会现身眼前,但它们决不许你靠近,稍受惊吓就会游到深水区。由于这种鱼长大后便会成为海南山区河溪的巨无霸,颜色漂亮,威风凛凛,黎族人因此喜欢把光倒刺鲃称为军鱼。在水的底层,美丽小条鳅(Micronemacheilus pulcher)带着鲜红的尾巴穿梭于落叶或水绵中,时隐时现,体侧偶尔闪现亮丽的绿鳞。蹲下身细心观察,还会发现各种虾虎鱼(Rhinogobius spp.)静静的趴在水底,它们时而将其鲜亮的背鳍竖起,一旦上方有小鱼小虾或小昆虫经过,就会毫不犹豫跃起将其收入口中。沙上偶尔会趴着几条似鲮小鳔鮈(Microphysogobio labeoides),这种鱼喜欢聚集在布满小石砾并有软质细沙为底质的流域,如果不是嘴下长着几条白白的胡须,还真容易和大个儿的虾虎鱼混淆呢。

清代《黎族风俗图》中,描述了一副黎族人渔猎的画面:“黎人每于春夏,则就溪而渔,或刳木为舟,或编竹为排,网罟钓竿,随人所用;亦有伺鱼于案,有浮水者辄以箭射之,著则入水取出,矢不虚发,亦一能事也。”

而“黎族鱼茶”最近更是成了吸引旅游的招牌菜:“鱼茶是黎族招待客人的主要菜肴,也是黎族人的风味食品。传说很久以前在一次丰收庆宴后,为了不浪费吃剩的东西,无意中把米饭和生鱼放在一个坛子里盖好,几天后发现其味鲜美异常,‘鱼茶’因而流传至今。鱼茶的制作较为复杂:先把淡水活鱼收拾干净,切块加盐,腌上一二个小时。挤干盐水后,掺入凉米饭、酒曲或炒米搅匀,再装进没有油渍的坛子里,加盖密封。夏季放至710天即可启盖食用;冬天,则放半月或一月方可食用。”

2005年,香港嘉道理农场生态专家陈辈乐博士,开始在鹦歌岭自然保护区一带的河流里作鱼类调查,他在南渡江流域共记录到65种淡水鱼,超过海南所有淡水鱼总数的一半。这让人不由得开始幻想:如果鹦哥岭保护好保护区内及附近的南渡江上游河段,海南岛半数以上的淡水鱼类将受益。

陈辈乐说他是研究森林问题的,对鱼类并不熟悉。可他一遇到水,就会穿上潜水观察设备,扑到河道里,像条大鱼一样,观察、研究鱼类的形象,却在当地最为人所津津乐道。很多人一说起他,就说他是海南淡水鱼类的专家。好像整个海南,除了他之外,没有人懂鱼。

在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确实很少有人这样研究天然鱼类。零星称得上“鱼类学者”的人,做研究时,多半是掏些钱到街上向渔民购买“标本”;或者雇佣渔民张网下罟,捕捞到的什么就记录下什么。而显然,更好的办法,是直接到鱼的“居住区”,在它们的领地里悄悄地观察和统计。这样,活生生的鱼类,是最好的科学教材,它让你清晰地掌握它们的习性和爱好;而不是一捕了之,用标本来做研究依据。

但要这样做研究,需要付出极大的“身体成本”,热带雨林是蚊虫出没之地,如果没有极大的耐力和对自然的基本尊重,没有人愿意去做这样的研究。

因此,陈辈乐很谦虚地说,他做的工作仍旧很肤浅,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刘磊说,“禁渔区计划”也可以称之为“方舟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实施顺利,那么,就有可能往两条路上行走,一是在当地推广,让更多的村庄都成立村民保护小组,成立禁渔区、禁猎区,同时,尝试发展少打农药、少用化肥的橡胶经济;另一方面,是把一些可能灭绝的鱼类,抢救性地打捞到这些禁渔区中来,让它们度过最难熬的“鱼类末日”。

符金海也说:“那些为了卖钱而捕鱼的人太可怕了,他们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经常半夜偷偷地带到河边,投毒,放电,下网。他们来过之后,河流里空荡荡的;他们没拿走的鱼,烂在水里,臭上很长时间。”

 

江河的灾难就是鱼类的灾难

 

南渡江干流全长不过333.8公里,在海南号称称一大江,要是放到全国,不太容易引人注目。

但海南很像中国的缩影,南渡江的命运,很像中国绝大多数江河的命运。南渡江的淡水鱼,可能在全中国是最幸运的淡水鱼。至少,当地人还可能有一小段天然河道让它们安全生活。

南渡江与中国所有的江河一样,从高山流往低原,最后要么注入流沙,要么注入大海。

人类所有能想得出、做得到的虐待江河的招数,都是以开发经济、利用资源理由来驱动的。水会成为河流,是因为有从高往低处流的本能;水会成为河流,是因为它们在互相汇聚后有结伴前行的胸怀。而从高往低处流,必然就会形成落差。而落差,就意味着“水头”。水头,在水电公司眼中,是全世界所有的水,存在的唯一合理价值。水电公司永远在追逐水头高、水量大的河段。

只要让他们看到这样的可能,马上就会规划立项施工,在极短的时间内,修起大坝以蓄积水量、抬高水头;或者打穿山洞,以制造“水头”。

海南岛的中部是山,黎族人笼统地称之为“黎母山”;而南渡江在过去,被黎族人称之类“黎母水”。这从中部山脉顺势而下的母亲之水,当然能够实现水力发电的美妙理想。在鹦歌岭保护区的一个保护站前面,一个新电站的大坝,正傲然挺立。那弧形坝体所撑出来的,是一个巨大而饥饿的“库区”,瘦弱的河流截断后,在库区里慢慢地增涨,以填饱巨大的水胃。当这一个个空空的肚子填饱之后,才可能放流而下。

水在这时候,已经没有了滋养河流生态系统、成为鱼类家园的任何能力,只成了驱动水轮发电机的奴隶。

即使不修电站,水也仍旧会被引诱、抓捕入水库。修水库,同样要把江河截断,以让河流成为灌溉用水、养殖用水、风景用水的供应商。海南最大的水库,松涛水库,就修建在南渡江的中游。

当南渡江的水流过一层一层的大坝之后,它们的体内,已经没有多少天然鱼类可以存活。

拦水建坝,由于水位,水深,流速以至河床底质的改变,直接夺取的是河溪鱼类的栖息地,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一系列的水生昆虫、软体动物和甲壳类动物。这些渐变或者剧变不单影响了鱼类的食物来源,更因水文的改变破坏不少鱼类的产卵场地。鹦哥岭自然保护区作过实地调查后推测,在南渡江上游鹦哥岭境内,至少有花鳗鲡(Anguilla marmorata) 、大鳞白鲢(Hypophthalmichthys harmandi)、倒刺鲃(Spinibarbus denticulatus)、纹唇鱼(Osteochilus salsburyi)等鱼种的灭绝或种群急剧下降与修坝相关。大坝时而放水而水憋水,过了大坝的水,水温急剧下降,很多鱼受不了这样的冰冷,弃绝而去。

而当它们到了下游,它们又惊异地发现,南渡江正在成为整个海南大建设所用沙子的供应场所。在南渡江岸边的琼山区、定安县一带,采砂场一个挨着一个,吸沙船把河道里所有能吸上来的沙,都运到岸边,送上卡车,输往城市和乡村的工地。

奇异的是,几乎所有的河床都有“黄金”,于是几乎所有的河流都有采金船在噪音中翻寻。被采砂和淘金者翻动了无数遍的河床,再也无法让鱼类安宁地繁殖。

中国的河流,远远看去,一片清净,走近一看,可能也仍旧清纯得很,然而它的体内,空空如也,每天眼巴巴地盼望着有鱼长成。

然而鱼再也长不成了。所有依靠着江边、河岸的村庄,似乎都没有“渔民”,但家家户户都有挂网、粘网、鱼罐、鱼笼、鱼钩,顺便到河里走一趟,大鱼小虾都难以逃命。电鱼器也很便宜,不到200元就可买台新的;而几乎所有农户都要使用到的农药,更是毒鱼的理想帮手。鱼不像其他的食物,人类对它们是无论大小,照单全吃,大有大的吃法,小有小的吃法。

但在任何菜市场,你会发现人类并不缺少鱼类的供应,但那都是人类为了食用而大量养殖的种。人们养鱼,像种水稻一样,只允许水体长出自己想要的,其他的鱼,都归为要灭除、抵制的种类。比如松涛水库,早已是个淡水鱼类的生产车间,这个体量颇丰的“人工湖泊”里,只允许白骨鱼、福寿鱼等“经济鱼类”生长。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有很多鱼类专家,或者说,经济鱼类专家。像中国绝大部分“水产研究所”一样,海南的水产研究所,主要的心思,花在如何生产出最多的鱼类以供人类受用上。

很少有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去想一想,如何保护一条江,如何保护一种野生鱼类。对于所有以经济眼光看世界的研究人员来说,一条江河的价值,只能用钱去计算和衡量。除此之外,一切生命,都是可有可无的。水,可以不需要鱼。

另外,外来入侵种以及水质污染也是打击本地原生鱼种的重要原因,原产美洲的食蚊鱼(Gambusia affinis)和原产非洲的福寿鱼(罗非鱼)(Oreochromis spp.)已在南渡江上游建立自然繁殖种群数十年,其中食蚊鱼早已在鹦哥岭地区完全取代了生态位近似的本土种弓背青鳉(Oryzias curvinotus)

200917,海口市海德路一家餐馆老板蔡先生到南渡江边买鱼,他发现了一条品种怪异的大鱼。这条鱼体长达1,嘴巴像鸭子嘴,上下颌有骨板,有利齿;身体则呈青灰色、长筒形,体表有暗黑色花纹,皮坚鳞厚,背部没有鱼鳍。卖鱼的老渔民称,该鱼是在南渡江内捕到的。他当了一辈子渔民,也不知道这条鱼叫什么。他开价3000 最后以2000元卖给了蔡先生。海南师范大学生物系一位老师对这条鱼进行了定种,鱼叫“鳄雀鳝”,是和“食人鲳”齐名的世界十大凶猛淡水鱼类之一。这种鱼主要生活在美洲,跑到南渡江来,很可能是有人当成观赏鱼养一阵后,不想养了,将它扔到了江里。

南渡江里,似乎什么都有。而本来有的在消失,本来没有的在大量繁殖。

一切都是威胁,希望似乎只在南渡江上游,或者说,上上上游,在江河刚刚出生的地方。

但上游,或者说河流的源出之地,也未必那么可靠。经过鹦哥岭保护区以及周边社区的努力,保护鱼类、可持续利用的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当地村民理解与认可,但仍有一些鱼类没有来得及登上鹦哥岭的鱼类方舟。“红面军鱼”就是一例。

红面军鱼学名倒刺鲃(Spinibarbus denticulatus),比近缘种军鱼(光倒刺鲃)更巨型,可长到大腿粗,体肥厚且肉质鲜美,曾经是当地黎族人民重要的鱼类蛋白质来源。幼年的红面军鱼背鳍与腹鳍长有标志性的黑斑,可轻易与幼年军鱼区分。长大后,鱼脸的暗红色斑逐渐加深,“红面军鱼”由此得名。

“什付”,是南渡江源头黎语里对红面军鱼的称呼,而南渡江上游的“什付村”便是黎族人以红面军鱼命名的村庄。什付村的老人们都知道村边的河流曾经到处游着大大小小的红面军鱼,大概也正因为此,祖先才把村子取名“什付”。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什付人在村边河里却再也没有见过“什付”。“什付”在“什付村”以及附近河段突然灭绝了。

与军鱼一样,红面军鱼也是海南山区溪流的巨无霸,一条小河山溪不可能容纳太大的种群,但红面军鱼却是黎族人们祖祖辈辈的捕猎对象,随着人口增多,捕捞工具、方法的“进步”,红面军鱼在大部分地区走上了灭绝之路。我们拿着照片到不同村落访谈,很多年青一代都异口同声说这是“古代鱼”,“只曾经听老人家说过,早就没有喇”,令人唏嘘不已。另外,红面军鱼喜欢上溯到上游急流处产卵,受精卵随水向下游漂流一段距离后才会孵化。上述习性要求了红面军鱼需要一条完整的河段来完成自己的生活史。可惜的是,这个生活史被80年代南开乡陆续修建的拦水坝打破。从那时起,长大后的红面军鱼可能再没有冲过大坝,再无法回到上游产卵,再不能回到鹦哥岭附近的什付村。

幸运的是,红面军鱼并未在南渡江水系绝灭,经过保护区鱼类专家的调查,南渡江的一些河段、支流里仍然存活着一定数量的红面军鱼种群。得知这个消息后,保护区便计划着重引入项目,将“什付”带回“什付村”,让“什付村”的小孩子亲眼见到老人们讲述的红面军鱼。但考虑到放归的种群也许会被即将到来的雨季冲回下游,所以项目计划到今年雨季过后再开展。我们盼望“什付”能够在雨季过后早日登上鹦哥岭的鱼类方舟。

当然,单纯进行重引入也许仍不能使红面军鱼在上游建立持续的种群,水坝仍然是影响它们洄游与繁殖的障碍。在水坝不能被拆除的前提下,在它旁边修建一条“鱼道”是缓解大坝威胁鱼类的一种办法。

在欧洲,修建鱼道的历史已有300多年,1662年法国西南部的Bearn省便曾颁布规定,要求在坝、堰上建造供鱼上下行的通道。而鱼道的修建与发展也是一个不断试验研究、不断工程实践、不断优化设计、逐渐达到良好过鱼效果的过程。因此,鹦歌岭自然保护区在什付村及其上游的“重引入”项目,只是保护当地红面军鱼的第一步工作。“重引入”后的持续观察、监测,研究则更加重要。理想的前景是,保护区能联合当地政府,水利等相关部门,探讨每个水坝的存在必要,另外设计合理的鱼道修建方案,让鱼道出现在南渡江上游的每个水坝。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还给红面军鱼一条完整的江河,让大大小小的“什付”永远自信的游在“什付村”。

中国已经没有好水,没有好河,没有好鱼。在一个没有天然荒野的地方,任何鱼都活得不快乐、不安全,没有盼头。

相比于中国的其他河流,南渡江似乎还给人一种隐约的希望。它的上游,相对正常、丰厚的热带雨林给江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水体,而两岸本地居民逐步认同的“禁渔区”,无形之中提升了自然界保存一点天然种类的希望。当这条江奔向中下游,水量越来越大,河面越来越宽,人类的捕捞能力和“鱼类灭绝水平”越来越强,鱼类的养育能力、庇护能力越来越低。无论如何,南渡江对待它的鱼类同伴,已经算是克制和幸运的。中国其他地方的河流,要么干涸,要么污染严重,要么年年遭遇灭绝性捕捞,要么体内充塞着少数几种“养殖鱼类”。

作者:不详 来源:华夏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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